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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按此解释，仁只限于我与你的关系，近而言之，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待的关系，而不包括我与他者即物的关系。

按此解释，仁只限于我与你的关系，近而言之，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待的关系，而不包括我与他者即物的关系。

有和无是统一的，还是对立的？这是玄学家们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4] 陈寿：《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95页。

这所谓源，正是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说的。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儒、道关系。这与他的举本统末的思想是一致的。至于理解孔子学说的深层意蕴，就更是我们的任务。这正是儒、道两家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根源所在，也是至今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他们把人和自然区分开来之后，将人变成认识者，将自然界变成被认识的对象，由此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具有明显的知性特征。但其中最主要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则已经是中国化的宗教了。此序、此秩就是顺而不妄的理。

这样，阴阳之气成为造化之本，而理只能依附于气而发生作用。因为仁、理既是性体，也是心体，所以识仁、穷理也只能是自我体验、自我认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朱熹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即只说出了天地无心的一面。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就是在此时先后进入太学的。

[33] 前面我们说过，阳明心学的本质是实践的。易简、支离是方法上的不同，关于无极、太极的争辩则说明陆九渊对朱熹严格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的分别所作的批评，反映了他们思想的差别。

如人有七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只要顺其自然，就是良知之用。理学的真正形成，则在于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范畴来建立其哲学体系。欧阳修著《易童子问》，主张修人事以合天道。但程颐对体与用、形上与形下作了严格的分别。

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明天理的另一途径是格物致知，通过格物致知最终达到心理、心性完全合一的本体境界。这种认取型的道德主体论在朱熹那里也得到进一步修正。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于正德初年因得罪权贵刘瑾被贬贵州龙场时发生的事情。

朱熹对理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这就提到了人的社会性问题，作为社会的道德法则的必然，就是道德理义。

血气从生理学上说，指人的生命运动。程颢强调心性合一、性情合一、体用合一的浑然一体之学，程颐则重视体用性情的形上与形下的分别，以确保道德实践的纯粹性。

戴震的哲学思想，就是以注疏《孟子》字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以前，则有一个发展过程，此过程包括阳明本人、阳明后学乃至现在的一些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龙场悟道前后的思想转折。这就是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意义。许衡平生嗜朱子学，着重发挥朱熹思想中的尊德性的一面，强调反求诸心的躬行践履之学，开朱子学的简易之风。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就是存本心之良、之善，是以自我直觉为特征的本体认识。朱熹认为，太极作为理之一、理之全的最高本体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标准的意义。

[37] 如此，才能说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38]。这里，朱熹进一步提出天地有心、无心的问题。

但这个形上的存在并不具有现实性，现实的情况是一气流行，天地万物乃至人成形而化生。所以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17]。

另一位学者叶适则对理学家的道德心性论作了更为彻底的批判，此批判一直追本求源至子思、孟子。二者互相为体，而不是以理为体。

[31] 这样，就否定了朱熹分析（如形上与形下的划分）地说体用。当时有这样的疑问，王阳明直言进谏、据理力争，因此而入狱、遭贬，试问此时，天理公道何在？龙场为蛮荒之地，未经圣贤教化，居此，是否可以为所欲为？遭逢此人生剧变，促使王阳明不得不深入考虑以前所学、所思及所经验的事情，扪心自问，无愧无怍，也就是说，天理公道自在人心。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改革需要有很大关系，它在反对佛、道二教出世思想的同时，对两汉以来儒学神学化、权威化的经学主流思潮也给予很大的打击。北宋统一后，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统治秩序，一方面褒扬名节之士，另一方面儒、释、道三教并重。

易学的兴起，为儒学的思想复兴开创了新局面。张载则有喜欢闻驴鸣之事，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5]说更成为儒者之真言。

[9]《二程遗书》卷18，《二程集》。他还说过，至善者心之本体[40]。

极即至极，是最高标准，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18]。我们知道两汉经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至唐《五经正义》颁行天下。

[41] 心则是性情欲浑然一体的独体。落实到人本身即是先验的道德本性，即性体。范仲淹团结了一批当时比较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欧阳修、孙复、胡瑗、石介，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改革的理论依据就是儒学。[14]《宋史·道学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28]《甘泉文集》卷21，清康熙28年（1689年）刻本。当下就是功夫，常人就是圣人，日用就是道，一切现成，自然而然。

如格物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正其不正即去人欲，以归于正即存天理。[7]《正蒙·至当》，《张载集》。

这是王阳明在道德实践或人生实践中的一点体验，就是所谓自得，但理论建树则是另一回事儿。[26]《语录上》，《象山先生全集》卷34。